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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节档预售票房超3亿元！平均票价7年来首降，对上市公司有何影响******

　　澎湃新闻记者 秦艺逍

　　2023年春节档电影开启预售五天后，预售总票房突破3亿。

　　截至1月18日晚22时，2023年春节档新片预售总票房正式突破3亿，《满江红》以预售7998.6万登上新片预售榜第一，《无名》以预售7908万位列第二，《流浪地球2》以预售7162.3万位列第三。

　　猫眼专业版统计数据显示，《流浪地球2》的想看人数已破百万达到116.3万人，《满江红》和《无名》的想看人数分别为98.3万人和56.5万人。去年春节档上映影片的最终想看人数为368万人次。截至18日晚22时，今年春节档影片的想看人数为395万人次。

　　从大年初一的排片来看，《流浪地球2》首日排片场次10.4万，占比27%；《满江红》首日排片场次9.9万，占比25.7%；《交换人生》和《无名》的首日排片场次占比分别为17.4%和13%。

　　截至目前，2023年春节档共有7部影片上映。其中6部影片定档大年初一(1月22日)，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》选择延档至大年初三(1月24日)。尽管影片数量较去年春节档的8部略有减少，但今年春节档的影片类型更加丰富，主演阵容也相当强大。

　　今年春节档电影平均时长达到130分钟，打破春节档历史记录。影片涵盖科幻、悬疑、谍战、历史、喜剧、动画、运动等类型，主创人员囊括了国内重量级导演、高国民度的“百亿票房”演员、实力派的影帝影后以及当下最火的流量小生，基本能够满足各年龄段观众的多元化观影需求。

　　目前来看，张艺谋导演、沈腾和易烊千玺等主演的古装大片《满江红》，程耳导演、梁朝伟和王一博等主演的谍战大片《无名》以及郭帆导演、吴京和刘德华等主演的科幻大片《流浪地球2》在预售票房表现上遥遥领先。

　　苏伦导演、雷佳音和张小斐等主演的《交换人生》是往年春节档最受欢迎的合家欢喜剧片。由邓超、孙俪主演的主旋律体育电影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》、成人向动画片《深海》、儿童向动画片《熊出没·伴我“熊芯”》也分别在该类型影片中拥有一定的受众基础。

　　除上述国产大片以外，此前已上映的《阿凡达：水之道》《穿靴子的猫2》同样加入了春节档的票房争夺战，分别延长上映周期至2月14日和2月22日。

　　春节档全年票房占比提升，平均票价首次下降

　　2011年-2022年，春节档总票房保持增长，从3.36亿元增长至60.39亿元，并在2021年达到78.43亿元的档期票房最高记录。受疫情影响，2022年春节档观影总人次出现下滑，从2021年的1.6亿人次降至1.14亿人次。由于全年票房增长承压，春节档票房占比提升趋势明显，春节档占全年票房的比重从2014年的4.93%提升至2022年的20.17%。

　　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，全国电影市场正在迎来复苏。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，去年12月以来，全国影院营业率大幅回升，由11月下旬低于40%的营业率，恢复至今年1月中旬的80%以上。中原证券研报指出，考虑疫情期间部分影院已永久关停，可以认为目前国内影院经营端已基本恢复全面营业。

　　相较于2022年的“最贵春节档”，今年春节档电影票价有所回落。据灯塔专业版数据，2023年春节档预售平均票价53.7元，相较2022年春节档预售同阶段平均票价56.2元下调了2.5元，也是自2016以来近7年的首次下降(2020年除外)。

　　据猫眼专业版统计，今年春节档预售票房中一线城市的平均票价，但一些低线级城市的票价也超出了预期。截至1月16日，预售平均票价最高的城市为北京，高达83.4元。上海以73.9元的票价位列第二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泰州市以67.5元的票价排名第三，超过其他一线及新一线城市。

　　春节档有望拉动观众需求回升，影视板块受到提振

　　由于2023年春节档是疫情政策调整之后的首个大档期，汇聚了各大影视公司近年来倾力投资的头部项目。同时，春节档的票房表现往往也将成为当年电影市场的风向标。

　　据记者了解，今年逐鹿春节档的上市影视公司包括中国电影(600977.SH)、光线传媒(300251.SZ)、万达电影(002739.SZ)、博纳影业(001330.SZ)、猫眼娱乐(01896.HK)等。

　　作为国内最大的电影制作与发行机构，此次春节档定档的7部影片背后均有中国电影的身影。港股上市公司猫眼娱乐也参与了5部影片的制作发行。《无名》的出品方和发行方均为博纳影业。影院广告行业的分众传媒 、院线行业的万达电影也将受到春节档的提振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光线传媒在今年春节档共有4部相关影片上映，该公司不仅主投发行了《深海》，还参投了《满江红》《交换人生》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》3部影片。

　　截至18日收盘，慈文传媒(002343.SZ)涨停，报收7.12元；鼎龙文化(002502.SZ)收涨5.92%，报收3.58元；上海电影(601595.SH)收涨3.14%，报收10.83元；中国电影(600977.SH)收涨3.28%，报收13.55元；光线传媒(300251.SZ)收涨2.88%，报收8.93元；万达电影(002739.SZ)收涨2.48%，报收14.47元；博纳影业(001330.SZ)收涨2.48%，报收12.38元；猫眼娱乐(01896.HK)

　　中原证券指出，2022年影院经营不确定性压力大，导致内容方担心票房收益不敢定档或频繁撤档，内容缺失是2022年票房以及观影人次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在2022年疫情多发时段仍有《独行月球》《人生大事》等影片获得较好的票房来看，存在影片内容供给的时段观众需求受影响较小，因此春节档丰富的影片供给有望带动观众需求回升。

　　浙商证券认为，防疫优化有望驱动线下消费修复，并提高片方对电影市场的需求预期；进而片方有望释放近年积压的影片，提高市场内容供给；电影供给充足加上防疫政策优化驱动院线经营转暖；消费者能够消费的电影内容增加，带动观影习惯恢复及消费频率提高；进而提高院线、片方的商业回报，鼓励上游更优质的内容产出；驱动行业正向循环。

　　申万宏源证券则表示，疫后复苏背景下，2023有望成电影行业困境反转之年。 除多部备受期待的春节档影片外，还有《超能一家人》《平原上的火焰》《维和防暴队》《检察风云》等10多部高关注度影片也处在择机定档上映状态，2023年丰富的优质影片供给有望引爆新一轮的观影热潮。

　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多位影视行业人士表达了对2023年电影市场复苏的希望。一位分析师向记者表示：“后疫情时代观众观影需求仍高，随着国家政策不断改善，疫情影响逐渐减弱，影院供给恢复，在优质且具有高票房号召力的影片带动下，电影行业有望加快复苏并恢复至疫情前水平。”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